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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新危机:精英的封闭式游乐场?

来源:TOP产业办公研究院 2019-07-04 10:25:04 浏览量:202 加入自媒体

想象一下,你穿越回到1975年↑,随机抓起一个纽约人把Ta带到现在。

在Ta那个年代,纽约是一个经济急剧衰退的城市,人、工作机会和产业都逃离到了郊区。肮脏,危险,暴力充斥着这座城市,纽约濒临破产边缘。

但他仍然会感觉到熟悉,地标仍然是这些地标:自由女神还屹立在港口、帝国大厦、克莱斯勒大厦、洛克菲勒和林肯中心、街道仍然会被交通堵塞、穿过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的地铁还是同一班,前往新泽西的火车也还是同一列 - 看起来都差不多。

但许多其他事情会发生巨大变化——

Ta那个时代的双子塔被911摧毁,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重建的金融区,这里不仅聚集了富有的商人,还搬进来了之前住在郊区的富裕家庭。在附近,曾经是废墟和荒废的码头变成了一个带有自行车道的绿色公园,它沿着哈德逊河穿过整个曼哈顿。时代广场仍然会有灯光和闪烁的广告牌,但是再也看不到肮脏的剧院和性商店。在SoHo区,以前那些艺术家与嬉皮士曾经无所事事的地方,变成了名人有钱人所光顾的高档餐厅咖啡厅与酒吧

Meatpacking District 那些不受欢迎的同性恋酒吧也将不复存在;相反,在附近废弃的highline(高线公园)挤满了人,跨越它的是闪亮的新公寓和办公楼,全新的惠特尼博物馆,精品酒店和高档商店。

附近的Nabisco factory变成了一个高端美食广场,庞大的旧港务局大楼(old Port Authority building)里挤满了为谷歌工作的技术人员,而谷歌仅仅是附近众多高科技公司之一。在布鲁克林,霍博肯和泽西城,原本荒废的工厂与破旧的房屋会变成联排公寓,变成年轻家庭生活工作和娱乐的社区

一切都变成了玫瑰色,Ta甚至可以放心在晚上出门,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!

但透过表象,Ta突然发现,纽约变得越来越贵了,贵得远远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!

1975年的纽约显然更便宜:现在售价数百万美元的公寓,当时售价只要5万美元; 他本可以每月500美元来租房,而现在要花费5,000美元,10,000美元甚至更多。沿着57街,闪亮的塔楼排成一排,那里是亿万富翁所购置的物业,但许多都是空的、晚上几乎完全是黑的,没有生气。他会听到人们抱怨这座城市越来越不平等,“1%”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,而中产阶级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
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纽约,在伦敦、在上海、在东京、在每一座大都市,“飞涨的房地产价值正将西方各大都市变成全球精英的封闭式游乐场”。

城市规划专家、纽约大学与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·佛罗里达(Richard Florida)在城市领域已经研究了30余年了,他之前提出“创意阶级”这个概念在全球掀起了一片热潮,不少执政者把吸引“创意阶级”作为城市复兴的重要手段,而他本人也一直对城市的复兴抱有足够大的信心:

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变化,让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在城市聚集,这能减少通勤时间,找到高收入的工作,得到更好的服务和便利措施。

然而在城市复兴之际,人与工作慢慢回到城市之后,理查德·佛罗里达开始担心起来——他看到一系列新的城市面临挑战 - 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住房。就在一夜之间,人们所希望的城市复兴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危机。

“这些城市从破产边缘复苏后,现在有点成功过头了。”

理查德·佛罗里达出版了一本新书《城市新危机》(The New Urban Crisis)。在这本书中,佛罗里达解释了,“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”如何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、隔离和贫穷,以及城市可以做什么。

新危机的本质源于urban clustering(城市聚集)。

以前,推动经济发展的是自然资源、是大公司;而现在,城市只有创新才可能有持续繁荣的动力,而创新需要聚集,需要产业、经济活动以及有才能和雄心勃勃的人才聚集在一起,所以,聚集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。说到底,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聚集人才的能力,使人才能够将他们的想法和努力结合起来并重新组合,这能大大提高创新力和生产力。

因为这种动力,经济活动集中在世界城市和大都市区的程度令人咋舌:全球五十个最大的城市只占世界总人口的7%,但却占全球经济活动的40%。全球四十个大都市圈 - 比如波士顿 - 纽约 - 华盛顿走廊这样的大都市圈 - 占世界经济产出的约三分之二,占其创新的85%以上,而其人口仅占18%。如果你细看城市,则更为惊人:比如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小块地,每年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风险资本,比任何国家都要多。

这就是为什么佛罗里达教授认为,当代资本主义称为知识资本主义(urbanized knowledge capitalism)而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(knowledge-based capitalism)。

说到危机,佛罗里达把城市的新危机分成5个维度:

第一,超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中小城市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。

这些少数超级城市包括纽约、伦敦、洛杉矶、香港等老牌城市,以及旧金山湾区、波士顿、西雅图这些新的高科技中心,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净值产业、高科技创新行业、创业公司,当然还有高端人才。举个例子,全球风险投资机构投给高科技行业的总金额,将近一半都投给了旧金山湾区、纽约、波士顿等6个城市。“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”的兴起,给城市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。

第二,成功带来的危机让这些超级城市面临同样的苦恼。

它们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房价和巨大的不平等:全球超级富豪们把钱投资到高端住宅;音乐家、艺术家和创意人才被挤出去;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钱被城市的高房价“吃掉”,害怕孩子无法负担进入超级城市所需要的代价;蓝领工人、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穷人正在被赶出超级城市,并且被剥夺了经济机会、良好的服务和便利设施,以及超级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动性,“当老师、护士、医院工作人员、警务人员、消防员、餐厅服务人员,负担不起合理的通勤距离时,城市的功能性就难以为继。”

第三,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缩减,富裕和贫穷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隔离。

理查德·佛罗里达以美国为例, 从1970年到2012年,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整体中占到的比例从65%下降到40%,富裕和贫穷社区的份额大幅增长,在过去的十五年中,美国大都市区十分之九的中产阶级数量在萎缩。“由于中间被挖空,美国各地的街区分为了大面积、集中的、不便利的地区,以及更小的、更集中的富裕地区。”

(插画师:Joseph P Kelly)

第四,在城市的郊区,贫困、缺乏保障以及犯罪活动都在迅速扩散,经济和种族隔离也越来越深。

过去中产阶级选择在郊区生活,但现在郊区的贫困人口(1700万)比城市(1350万)还多。从2000年到2013年,郊区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(66%)也比城市(29%)要快得多。在城市中流离失所的家庭,需要能负担得起的住所,于是他们来到了郊区。郊区里的贫困家庭,大多曾是城市里的中产阶层,因为无业或房价高的原因,他们在郊区生活。

最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危机。

城市乐观主义者们认为,城市化最终将带来经济增长,像美国、欧洲、日本以及中国一样,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,中产阶级不断增长。但是佛罗里达发现,在世界上许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里,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已经失效,“人们涌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区域,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,如今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或生活条件不合标准的环境里。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激增,这部分人口也将继续增长。”

最后,理查德·佛罗里达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。佛罗里达认为,城市化要想让所有人受益,必须围绕7个关键支柱来进行。

第一,要改革区域划分、建筑规范,以及税收政策,确保这些政策在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;

第二,投资基础设施;

第三,在核心地段建造更实惠的住房;

第四,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;

第五,通过投资区域和人群,集中扶贫;

第六,与全球一起努力,在新兴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建设更强大、更繁荣的城市;

第七,赋予社区权力,允许社区领导者发展社区经济、应对新型城市危机的挑战。

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旧城市危机是去工业化造成的,随着城市失去核心产业,城市变成了贫困集中的地方,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产业空心的城市,城市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将这个现象称为甜甜圈。

而现在的新城市危机则来源于城市变得更昂贵,高科技创业公司、人才、投资等等的集中,让城市越来越封闭,艺术和音乐创造力受到抑制,这将导致城市的创造力与活力越来越低,变成一个徒有其表的华丽皮囊。

当然,针对这一现象,有城市乐观主义者和城市悲观主义者。

城市悲观主义者认为,城市复兴是由贪婪的资本家驱动,现代城市被雕刻成封闭的镀金区,供超级富豪炫耀,但为附近的群众带来巨大的贫困和劣势

而城市乐观主义者关注城市复兴和城市化的力量,他们看到: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,更安全,更清洁,更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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